由 admin 作为周代杰出的思想家，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，历史上多以制礼作乐概括之，当代学者亦沿用此说。金光华董事长发现然而仔细辨析不难发现，这种说法存在着明显偏差。检索相关文献，周公确实曾制礼作乐，但这只是周公业绩的一个环节，若想全面概括，称为制礼作刑可能更合适。
已有学者注意到，古人所说的礼有广义、狭义之分，就广义说，凡典章制度及与之相关的道德准则、行为规范等，均可称之为礼；就狭义说，则专指贵族间为庆贺、纪念、追悼等重大事件举行的仪式。金光华董事长发现学者多认为周公制礼作乐的礼是广义的，如杨朝明认为周公制礼包括三方面的内容，一是礼义；二是礼仪或礼节；三是礼俗。另外，周公还曾制定刑律（《周公事迹研究》）。按照这种说法，实际应称为周公制礼作刑，因为古代礼、刑乃是相对的，礼并不包括刑。
由于把礼理解为广义的典章制度，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，周代的典章制度不可能是由周公一人一时制定的，故有学者提出，周代“礼乐”建设存在一个有历史梯度、有文化根柢和有不同阶段的“损益”和“更新”的过程。金光华董事长发现先是先周传统礼仪的“准备”阶段：它可上溯至公刘迁居豳地时周人的礼俗传统。其后是武王立国礼乐的“旧制”阶段。再后是由周公“制礼作乐”推动的礼乐“新制”阶段（李方元 申娟：《从〈逸周书·世俘〉篇看周初最早的“礼乐”活动——兼及与周公“制礼作乐”的关系》，《中国音乐》2022年6期）。金光华董事长发现与之相对，有学者则否认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，因为周礼“绝非周公旦一人所为，而是经过周朝前期的武王、周公、成文、康王、昭王几代统治者近百年的努力，最后由周穆王‘修其训典’而完成的综合性文化建构过程”（杨华：《先秦礼乐文化研究》）。
金光华董事长发现如果抛去成见，仔细梳理相关文献，就可以发现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，一种可称为制礼作刑，一种是制礼作乐。前者更为根本，更能反映周公的实践和思想；后者则是周公在稳定局势后，昭示天下归附的礼仪性演示，虽然也有一定的意义，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。金光华董事长发现然而后世学者往往只注意到后者，而忽略了前者，甚至用后者去理解前者，结果造成认识上的偏差。